2025 年的提标改造，像一把照妖镜：标准、资金、工艺、运营的矛盾全被照得清清楚楚。透过这场全国性“硬升级”，我们来一起看看行业真正的痛点、分化与机会，以及未来 3～5 年谁能突围、谁将掉队。

  是口号喊了多年的环保升级终于迎来“大干快上”的落地之年，还是在财政紧缩和运行风险面前，不得不寻找折中的平衡之年？

  在提标这件事上，谁真正在为流域水环境质量负责，谁在为预算买单，谁又在默默承担日复一日的运行风险？

  本文作为青山研究院年终系列特刊细分市场篇，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2025 年提标改造背后的技术、财政、监管与竞争格局。

  过去十多年，中国城市污水处理经历了几次重大战略转型：从“有厂快上”的规模扩张，到“稳定达标”的质量提升，再到如今追求“极限削减氮磷”、保障流域水质的精细治理阶段。

  从国家层面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和“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对黑臭水体治理和断面水质提出硬指标，到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比国标更严的“特别排放限值”，再到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设定总氮总磷削减目标，城市污水厂不得不走上一条持续提标的道路。

  2002 年颁布的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曾经是主要是根据，其中的一级 A 标准一度被认为相当严格。然而近年许多地区觉得仍不够，于是层出不穷地制定区域标准：把出水要求从一级 B 提高到一级 A，很多重点区域甚至提出“准Ⅳ类”甚至“准Ⅲ类”的出水要求。

  所谓“准Ⅳ类”，就是让污水厂的排放接近地表水Ⅳ类水质这几乎等同于一般工业用水或景观用水的水质，有些地方的“准Ⅲ类”甚至逼近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水质。这样的要求是否有必要？一开始业内议论纷纷，但无疑给各地提标改造定下了更高的标杆。很多一二线城市的大型污水厂被要求对标这些极严标准，而偏远地区、小规模设施则相对宽松一些，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和规模差异（这一点我们后文详述）。

  上一轮大规模建设高峰在 2010 年代中期，彼时大量新建污水厂拔地而起，不少还是通过PPP等模式筹资建设。到了 2020 年前后，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总数已超 1.5 万座，解决能力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大量设施建好了，运行成本和折旧压力也浮出水面。许多地方政府通过 PPP 或特许经营引入社会资本，签下了长期回报协议，如今每年要付给项目公司的服务费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一些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违约或运营困难，2025 年甚至集中爆发了多起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分手潮”：有的城市提前终止了运营商的特许权，引发巨额补偿谈判。例如，昆明市投资约 43 亿元的新建第十五水质净化厂 BOT 项目，2023 年定标、2025 年却因政策调整而不得不解除原合同、重新招标。

  再比如贵州某地价值 8 亿元的工业废水厂，由于费用高企和管理矛盾，建成验收后被地方政府强行接管，引发社会关注。这些案例背后，折射出地方财政对污水项目的“兜底”能力在下降，对高成本运营的耐受度在降低。

  与此同时，新一轮提标改造又是“不得不做”的硬任务：“十四五”计划要求到 2025 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重点城市力争 100%；住建部等明白准确地提出敏感地区污水厂出水要全面达到一级 A，部分要逐步提升。这意味着许多已运行十几年的存量污水厂，必须投入改造升级。这轮投资的体量不容小觑。

  据青山研究院调研了解，“十四五”期间仅某省就计划投入 200 亿元用于新增和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全国范围内，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累计投资已超万亿元。

  政策层面也在想办法帮地方找钱：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债对污水项目有所倾斜，一些提标项目可以拿到高达 30%的财政补贴。另外还鼓励继续引入社会资本，但经历了前几年的 PPP 乱象，各方这次都更加谨慎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哪种模式能彻底绕开最终由公共财政买单的现实。

  从全国看，提标改造在近两年进入了集中爆发期。一方面，“十四五”收官迫在眉睫，各省市为完成规划目标，2023-2024 年密集上马了一批项目。据不全完测算，2025 年污水厂提标改造市场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东部发达地区动作最快：例如上海在规划中提出 2025 年前全面完成全市污水厂提标，出水全面达到一级 A 及以上标准；苏南、珠三角等地很多污水厂在 2020 年前后已升级到一级 A，此后又在谋划进一步削减总氮总磷。

  反之，中西部一些城市因财力所限，提标更多是从一级 B 补课到一级 A，节奏略滞后。另外流域因素影响明显：长江、黄河流域作为国家重点治理区域，各自都有专项规划要求沿线污水厂提标并加强再生水利用；一些跨省界断面水质较差的地区，提标项目受到的督促更紧。从各地项目招标公告和环评文件可以看到，有的省份要求新建污水厂直接按地表水Ⅳ类标准设计（尤其在饮用水源上游或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

  总体而言，2023-2025 这三年成为中国污水厂提标真正从文件走向现场的关键时期：大量项目落地施工，一线运行人员开始直面新工艺带来的挑战，可以说提标的“实际效应”在这一阶段集中体现出来。

  提标改造轰轰烈烈，但走进现场和市场，我们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下面选取五个业内普遍感受到的典型场景，每一个背后都反映出多方博弈下形成的特有生态。

  观察一：“标准很高，钱很紧”高要求与低预算的拉扯

  “不给钱也得提标！”这句话听着玄幻，却真实发生在不少地方。某东部省份生态环境厅下发的文件中，对重点流域污水厂提出了苛刻的考核指标：出水总氮必须控制在 10 毫克/升以内，总磷不高于 0.3 毫克/升，比国家一级 A 标准还严一大截。

  然而在随后的市政府预算讨论会上，财政部门却只愿意拨付远低于可研估算的一半资金，理由是“全市那么多民生项目等着钱，污水厂又不能创收，只能省着花”。

  结果，设计院最初报上的“高配方案”不得不大幅瘦身：本来计划的反硝化深床滤池+臭氧氧化全套深度处理，被换成了普通滤布滤池加次氯酸钠消毒，勉强能把出水悬浮物和总磷再降一点，但对总氮基本无能为力。有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无奈地说：“客户想要小轿车的性能，却只给自行车的钱，我们也只能上辆电动自行车意思一下了。”

  高标准与低预算的拉扯已成为提标改造中的普遍现象。一方面，环境考核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城市的河流断面水质如今纳入省际甚至国务院督查，一旦水质不达标，地方官员要被问责。在这种背景下，环保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对污水厂提出严格出水要求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的紧绷也是不争的事实。

  近几年不少三四线城市财政捉襟见肘，污水处理提标这样投入高、回报慢（且主要是环境效益而非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在财政预算中自然不是“心头好”。即便在沿海富裕地区，一座几十万方/日的大型污水厂改造下来也是数亿元投资，每年新增的运行支出上千万元。对于需要长期“养护”这些设施的城投或水务公司而言，如果缺乏稳定的财政补贴，提标改造反而可能让企业陷入困境。

  现实中，这种拉扯导致两个结果：其一，项目审批和实施反复拉锯。常见的情况是环保部门立项很积极，但发改、财政迟迟不能完全放行，项目前期论证一拖就是一两年。直到上面考核催得紧了，才匆忙上马，往往不得不以缩水的方案仓促开工。其二，施工中“偷工减料”时有发生。为了压低造价，某些项目在招标时倾向于选报价最低的 EPC 总包，中标后又不断变更设计、删减设备配置。虽然表面上工程建成了，但隐患埋下日后要达到原定的高标准，全靠现场操作人员“拆东墙补西墙”想办法。

  值得警醒的是，这样的削减有时酿成失败案例：东莞市在 2017-2020 年投入 26.7 亿元对下辖 35 座污水厂进行一级 B 提标到一级 A 改造，但事后调查发现，其中相当部分项目“运行意义不大”，设计缺陷和施工问题导致出水提升有限、稳定性不佳，环境效益低于预期。这些教训正在促使行业反思：钱要花在刀刃上，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硬堆设备、事后却用不起甚至闲置。2022 年生态环境部等四部委也明确表态：“不应盲目提高污水厂出水标准”，各地应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等于给预算困难地区吃了一颗“定心丸”，提标要做，但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

  在提标的大潮下，规模不同的污水厂其实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位业内同行打了个比方：“百万吨的大厂跑马拉松，小几千吨的小厂跑健步走，各有各的终点。”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超大规模、位于重要河流干流沿线的城市污水厂，往往被赋予“冲刺极限值”的使命；而很多中小规模、处于支流或一般区域的小污水厂，只需要“达标就好”，在提标目标上有所保留。

  以北京、上海、深圳这类一线城市为例，它们的若干主力污水厂规模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立方米每天，出水去向要么是本地水源地，要么直接汇入跨界河流。这些大厂通常早在几年之前就已达到一级 A 标准，如今很多进一步对标更高目标。

  例如，北京城西的清河再生水厂升级后出水氨氮和总磷指标接近地表Ⅳ类水；深圳的宝安水质净化厂提标时采用了多级 AO 和深床滤池工艺，将总氮稳定控制在 5 毫克/升左右。

  而一些处于敏感湖泊流域的大厂更夸张，比如太湖流域有城市要求所有入湖污水厂出水达到“准Ⅲ类”，也就是总氮1.5、总磷0.1 这样的级别几乎和饮用水水源水质相当。有环境专家指出，这些大体量污水厂因为承担着保护流域水生态的重任，被要求尽可能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本质上是当作“削减污染负荷的主力军”在用。

  反观中小型污水处理厂，尤其是日处理量几千吨以下的乡镇、县城污水厂，所处的赛道明显宽松许多。首先，小厂对区域总污染削减的贡献有限，监管部门更关注的是其“有运行、出水不黑臭”即可。

  一些西部地区的县城污水厂，当地环境容量还比较充裕，只要做到一级 B 稳定达标排放，就不会被强制提到一级 A，更谈不上更高标准。即便在东部，不少村镇污水设施目前着力点还是先把收集率提高、把常规指标稳定合格，提标在很多场合并非当务之急。

  其次，小厂往往进水水质波动大、人员技术力量弱，如果强行上复杂工艺，极可能“水土不服”。对此，生态环境部在一次文件解读中就提到，规模较小的以生活污水为主的污水厂，运行稳定性相对差，提标时应实事求是，不一定要求与大城市同标准齐步走。业内也开始形成共识：对小厂可以采取差异化策略，如敏感区域外的小型厂达到一级 B 或准一级 A 即可，没必要一刀切逼上最高标准。

  这种差异在现实操作中表现为：资源优先向“大块头”倾斜。有限的提标资金和技术支持，更倾向于投向那些处理量大、对流域水质影响明显的厂。某省环保厅官员坦言：“花一亿元把一个 20 万吨的大厂总氮从 15 降到 10，意义肯定比花同样的钱让 10 个 2 万吨的小厂从 15 降到 12 更大。”

  因此，在实际推进中，大厂的升级改造通常“舍得下本钱”，先进工艺、在线监控一应俱全；而小厂则倾向于采用一些简单实用的改造措施：比如增加一个混凝沉淀池辅助除磷、加装一点过滤设施去 SS 等，尽量少动主体工艺。

  当然，小厂也并非没有机会参与提标带来的新模式，例如有的地区探索联合作战：将周边几个乡镇的污水拉到一座区域性较大厂集中处理，宁可关停小厂。这相当于把小厂提升标准的任务转嫁给了大厂，以降低整体运营难度。在广东、浙江等地，已出现建制镇联合建厂的案例，把多个镇的污水并入规模扩大的中心厂，统一提标处理。这也是一种赛道重组策略。

  总的来说，在提标时代，不同“体格”的污水厂肩负的期望值不同。大厂被推到了环保舞台中央，必须跑得又快又稳；小厂则更多作为配角，跑好自己的及格线就行。这种分化也提醒我们，制定标准和考核时要避免简单“一刀切”。

  正如有院士所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污水水质、水体容量差异很大，污水厂提标应考虑实际情况，不必整齐划一。2023 年底出台的相关指导文件也明确要求各地科学合理制定污水排放标准，把经济条件和环境需求都纳入考量，避免不切实际的提标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小厂有小厂的活法，大厂有大厂的挑战，大家虽在同场比赛，其实分组不同，各取所需。

  回想十年前，如果一个污水厂要提标，业主往往喜欢挑最新潮的工艺，恨不得“膜处理、反应器一样不少”。彼时各种新概念层出不穷：MBR（膜生物反应器）大行其道，某些设计方案恨不得全流程都加膜；或者搞些高大上的高级氧化、生物活性炭之类，给人感觉“技术越先进，提标越稳”。然而到了 2025 年，行业心态明显成熟了大家开始更务实地权衡“好用且可负担”，而不是一味炫技。

  首先体现在主工艺环节的选择上。传统活性污泥法的一些改良型工艺重新受到青睐，比如在现有 A2/O 池里投加悬浮生物填料（MBBR 工艺），以增加生物量、强化脱氮。这种方法投资相对低，且能在原池子内“原位提标”，对土建改动小。在很多升级项目中，MBBR 加上后端磁混凝沉淀或砂滤，就构成了一套集约高效的提标组合，兼顾了占地和成本。相比之下，一度炙手可热的 MBR膜技术这几年反而用得谨慎了。

  原因很简单：MBR 虽然出水水质好、占地小，但国内当前处在“群膜乱舞”的阶段，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运行费用高、管理难度大。不少厂长吐槽说，当初供应商承诺的膜通量 15-18LMH，用两年就衰减到 10 以下，5 万吨规模的厂实际只能跑 4 万吨，还得赶紧再买膜填进去。再加上 MBR 曝气能耗高、膜清洗需要药剂，综合算账每吨水电耗和药耗比传统工艺高出不少。

  所以现在除非用地特别紧张或有再生水直接回用需求，否则业主和设计方更倾向于选择 MBBR 这类“投入产出比”更好的路线。在近期不少改造项目比选中，MBBR+高效澄清/过滤路线相对于 MBR，在投资和运行费用上都更占优。有行业媒体总结两者 PK 的结果：“扩容改造项目 MBBR 更优，新建项目视占地再定。占地极限要求时 MBR 才上，否则优先 MBBR。”

  其次，在深度处理段工艺上，过去那种一股脑堆砌“全套武器”的做法也在改变。以前一提深度处理，好像滤池、活性炭、消毒、臭氧一样不能少，生怕出水没达标。但实际上，并非每个提标项目都需要全部“锦上添花”。

  现在更强调“缺什么补什么”：如果主体工艺总磷达不到，就加化学除磷+沉淀或滤池；如果总氮差 2-3 毫克，就考虑加碳源外投和后置反硝化滤池；若悬浮物偏高，就上高效沉淀或砂滤；而不像以前不加分析地把膜+臭氧+活性炭一锅端。东莞提标项目的教训就包括“功能重叠、效果差”，明明主工艺出水已有部分指标达标，却还硬上了深度工艺，结果发现“提升幅度有限，倒是药剂能源投入不少”。

  因此现在设计院在方案论证时更注重针对性。例如，某污水厂原本 COD、氨氮已很好，就是总氮超标，那就重点考虑反硝化工序而不是全面深处理。此外，运维可控性成为选择工艺的重要考量。炫目的技术如果维护复杂、对操作员要求高，那实践中容易出问题。与其如此，不如用几段简单可靠的工艺拼接，也许出水未必“极致”但胜在稳定。

  总之，行业内对“PPT 工艺”和“花拳绣腿”的警惕性提高了，大家更关注改造后的系统能否持续十年稳定运行，而不只是验收时漂亮一次。

  务实风还表现在降本增效的小创新上。很多提标项目引入了智慧化元素，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冲着节能降耗去的（这一点我们在下一个现象详述）。例如，为了降低药剂投加量，一些污水厂安装了在线营养盐监测和智能加药装置，按需精确投加碳源，而不是过去那种“经验加药，宁多勿少”。

  再如通过机器学习模型，根据历史数据优化曝气量曲线，使得既能满足高标准的溶解氧要求，又尽量避免过度曝气浪费电。据报道，某示范污水厂引入智能控制系统后，运行效率提升 15%，而运营成本下降了 10%。这些朴实无华的技术改进，正在逐渐取代那些昂贵而花哨的工艺配置，成为提标达标的“幕后功臣”。

  可以说，2025 年的提标改造更像一场“技术持久战”而非“炫技秀”。大家拼的不仅是底层科技实力，更是综合统筹与精细化管理能力。从追求堆砌高大上设备，转向追求性价比和易维护性，这是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位设计院总工所言：“十年前我们开会吹工艺，现在开会聊运行成本。”理念的变化最终会体现在每一个阀门和池子的选择上：最闪亮的不一定最适合，踏踏实实跑完十年运营的，才是好的提标方案。

  不少外行以为，污水厂提标改造就是“花钱买设备，一劳永逸”，但圈内人都清楚：真正的考验是在项目建成投运之后开始的。更高的排放标准意味着污水厂从此进入“高难度模式”，日常运行成本和风险双双上升。

  先说运行成本。提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吨水处理成本攀升。以电耗为例，传统一级 B 工艺处理每吨水电费大概在 0.2～0.3 元，而为了达一级 A，通常需加强曝气、增加内回流、投加化学药剂等，使吨水电耗提升到 0.4～0.5 元。而如果追求极致脱氮除磷，可能还要外加碳源（比如醋酸钠、甲醇）和强化深度处理单元，吨水综合成本飙至 0.8 元甚至 1 元以上。

  这可不是小数目我国每年污水处理总量将近1000 亿吨，哪怕平均每吨增加 0.1 元成本，全年就是 100 亿元的缺口！对于运营企业而言，这些增加的电费、药剂费、设备折旧等需要长期、稳定地投入。如果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政府付费或污水费收入）不做相应提高，就意味着企业利润被吞噬、现金流吃紧。

  现实中，很多提标后的污水厂运营确实出现了“赢利变亏损”的情况：改造前还能略有结余，提标后每处理一吨水都在烧钱，只能靠财政兜底补贴。例如前述东莞 35 座厂提标后预计每年增加 4.5 亿元运行费用，如果没有额外补助，运营单位自己根本扛不住。又如有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由于某些污水厂提标改造投运，吨水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降。可见，提标对运营方不是一次性压力，而是长期成本包袱。

  这个包袱有多重，取决于提标幅度和工艺选择，但无论如何都会让运营账目更“难看”一些。

  除了花钱更多，操作难度和风险也大幅提高。过去污水厂跑一级 B 时，总氮等指标未列为常规考核，厂里更多关注 COD、氨氮这些容易达标的参数；提标到一级 A 乃至更严后，总氮、总磷等“磨人的小妖精”成了每日紧盯的焦点。这些指标受温度、碳源、水质波动影响大，稍有闪失出水就超标。

  一线技术员压力倍增，每天琢磨怎么调节内回流比、外加碳源量，实验室和在线仪表一刻不能放松。即便这样，由于生物反应器天生的复杂性，也难以百分百保证。特别在冬季低温、来水碳源不足的时候，很多厂总氮靠近红线，只能多投外碳“砸钱保命”。一些厂为了保险，甚至全年不断补碳源，结果弄得出水硝酸盐降了，反而总氮因为富余氨氮升高，形成怪圈。

  再比如新增的深度处理单元，也带来了新风险。滤池可能因悬浮物负荷高而频繁堵，需要反冲洗水和能耗；紫外或臭氧消毒需要精准控制剂量，否则杀菌效果不够或副产物超标；膜处理系统更不用说，稍有管理不善就面临膜污染、产能衰减。当多个环节串联在一起后，污水厂整体的可靠性实际上下降了：任何一处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出水不达标。于是很多运营单位不得不建立更加严格的巡检和应急机制，例如增加夜班值守人员、配置备用药剂罐车、加强关键设备冗余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

  还有一个隐性的困难是污泥及副产物处理量增加。提标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污泥和残渣产出，比如化学除磷生成大量含铝、含铁污泥，需要及时外运处置；深度处理截留下来的悬浮固体也变成了额外的垃圾。此外，高级氧化工艺可能引入新类型废液废渣，这些都要求配套的处理措施。过去一些污水厂没考虑周全，结果污水是更干净了，但污泥外运量猛增，当地缺乏足够的污泥处置能力，形成新的环境短板。

  面对这些挑战，不少污水厂一线人员的工作强度和技能要求直线上升。青山研究院在湖南一大型污水厂的调研中，污水厂负责人感慨：“以前看守好生化池就行，现在整个厂像精密工厂，一百多套仪表设备，碰到夜间报警就得火速处理，大家都得恶补电气、自控、化验知识。”长期夜班、高负荷，让一线员工身心疲惫，有的老员工直言“有点干不动了”。

  提标改造也在倒逼着运维团队升级：有实力的水务公司开始引入自动化监控平台、培训复合型人才，甚至考虑用 AI 辅助决策，以减少对人经验的依赖。但对许多中小运营单位来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短期内人手紧张和技术短板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正因如此，业内对提标后的运营难度早有共识“提标不只是建项目，更是开了一场持久战。”很多企业在接手提标后的厂时，都会先算笔细账：每提高 1 毫克总氮，要多付出多少电费药费？多一套工艺，多几个人巡检？有没有可靠的增收或补贴渠道覆盖这些开销？如果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即使建成达标，一两年后运营支持跟不上，出水反弹或设施闲置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提标这道题，答卷不仅在竣工验收时，更在于日复一日的运行之中。那些真正把提标带来的“高难模式”跑顺了的企业，才能算真正过关。

  仔细观察近年来的提标项目，可以发现两个新趋势常常伴随其中：一是智慧水务的深度融合，二是再生水利用的同步规划。提标不再孤立地为了环保而环保，而是和数字化、资源化结合，形成新的“绑定关系”。

  先说智慧水务。前面提到，提升标准后运营难度和成本都上升，各方都在寻找降耗增效的办法。于是，自动控制和智能优化技术自然就成了香饽饽。在一些新改造的污水厂中，随处可见智慧元素：在线监测仪密布、中控室大屏显示 AI 优化运行参数、远程运维平台实时报警这些以前或许被认为是锦上添花的高科技，如今却是降本增效的必要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靠人工粗放调节已经很难适应高标准运行，需要借助数据分析和智能控制来抠每一个细节成本。例如，一个典型案例是某大型污水厂通过部署机器学习模型，实现精准曝气和加药，使出水始终贴着达标线走，不浪费一分资源。结果，据统计一年省下的电费、药费就上百万，同时确保了全年出水 100%达标。再比如，智慧运维还能降低人工压力：一些地方探索无人值守或少人值守污水厂，通过在线监控+巡检机器人，把夜班人手减到最低。这对人员紧缺的小城镇污水厂尤为有用，既解决了提标后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又节约了人工成本。

  在深圳等先行城市，已经建成了多个“智慧污水厂”，依托全市统一的运营数据中心来指导各厂优化运行。可以说，智慧化从可选项变成了提标后的刚需项：不引入一些智能手段，长期运营的成本和风险难以受控。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一蹴而就达到“灯塔工厂”水平，但至少搭建数据监控、试点智能控制正在成为提标项目的标配内容之一。

  更有前瞻性的水务集团，则干脆把提标工程与智慧水务建设同步规划，争取数字基础设施一起上马，一次到位。这种绑定关系在国家政策层面也得到鼓励住建部等发布智慧水务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广数字化运维，提高提标增效项目的管理水平。

  再说再生水利用。提标带来的高品质出水，其实蕴含着新的价值。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与其把符合更高标准的出水白白排掉，不如就地回用，变成再生水供水的新来源。例如，北京、天津这些北方缺水城市早就将大量一级 A 出水作为景观和市政用水使用。

  现在更进一步，有些城市在提标改造时直接按照“准再生水厂”的思路来设计，将深度处理和再生利用方案同步考虑。比如广州花都区白坭河流域几个污水厂提标到地表Ⅳ类后，已经在为下游河段生态补水服务。

  再比如江苏无锡的新建高品质再生水厂，就是取邻近污水厂的准Ⅳ类出水，再通过超滤+反渗透深度处理，产出优于自来水的工业用水供给当地电子企业，实现“以水养水”，出售再生水获得收益。

  这种项目本质上是将污水厂提标与非常规水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既完成污染物削减，又创造经济价值。一些环保企业专门推出类似“以水养水”PIPP 模式，通过 PPP 合作建设再生水厂，运营收入来自售水而非处理服务费，从而部分解决提标运营成本的覆盖问题。

  可以预见，在水资源紧缺或有工业用水需求的地区，提标改造会越来越多地和再生水利用打包推进：上项目时既考虑环保绩效也考虑水资源综合利用。这对于设备供应商也是机遇，比如膜技术、消毒技术企业就找到用武之地，因为再生水多数需要更先进的深度处理才能满足回用标准。

  当然，智慧化和再生利用的绑定也有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目前看，大城市走在前面，小城市则相对慢半拍。但趋势已经很明显：提标不再是一座孤岛工程，而是嵌入更大的系统中。决策者希望通过智慧手段缓解提标带来的成本压力，通过再生利用挖掘提标后的附加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污水处理正在从单纯末端治理，向资源化、价值创造的方向转型。

  有同行打趣说：“以前我们提标，辛辛苦苦就是为了让水质好一点，现在提标还顺带搞点副业卖水、卖数据，两头赚钱。”虽是笑言，却折射出行业观念的转变。未来谁能在智慧运营和水资源利用上占得先机，谁就可能在提标时代的下半场建立长期优势。

  表面看，污水厂提标是技术和投资的问题，但深层推动力却来自多股力量的角力。

  在 2025 年的中国污水处理“战场”上，水环境考核、财政与资产、运营风险三条主线相互交织，塑造了提标改造的成败走向。我们不妨把行业里主要角色拉出来，看看他们各自的诉求与约束。

  对环保主管部门而言，推动污水厂提标首先是为了解决“水质不达标”的燃眉之急。过去许多城市黑臭水体频发、河湖富营养化严重，公众和上级对此高度关注。城市污水处理厂作为减排主力，被寄予厚望去“补课”。特别是全国地表水考核断面实行生态环境部排名通报制度后，各地都承受着巨大的断面达标压力。如果辖区内某个国控断面水质长期劣Ⅴ类，市长、省长都可能被约谈甚至问责。

  在这种背景下，环保部门几乎没有退路，只能向下对排污单位施压要求污水厂不断提高出水标准，以削减更多污染物。从环保角度看，他们更关注的是总量，即污水厂每年究竟减少了多少吨 COD、氨氮、总氮排放。因此，大型污水厂哪怕边际成本很高，也要进一步提标，因为能多削减几百吨氮就是几百吨，累积起来对改善流域水质有意义。而且环保部门在考核链条上位居上游，可以制定标准、发放排污许可证，对污水厂具有强监管权力。

  他们的典型诉求是：“出水水质必须过关，至于花多少钱那是别人的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环保系统内部也开始反思过度提标的问题。2022 年发布的黑臭水体治理方案和 2023 年的减污降碳协同实施意见，先后明确提出不应盲目提标，要考虑经济社会实际。这一转变背后，有对“削减污染与增加碳排放不协同”的担忧，也有对地方财政困难的理解。

  因此，可以看到环保部门的态度从一味求严，变得相对理性一些：该提的必须提，但也不搞“一刀切”式地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给后面的博弈留下了一定空间。

  与环保考核的刚性不同，财政是典型的“弹性约束”钱多就多干，钱少就缓干。在提标问题上，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和城投、水务集团站在资金供给和资产运营两端，实际捏着提标项目的“生命线”。

  地方政府要不要投钱、何时投、投多少，取决于多方面：一是财力情况，二是政治任务紧迫度，三是舆论压力等等。如果环保任务紧要而本级财力又弱，他们会寄希望于上级补助或社会资本；如果资金缺口实在大，哪怕环保部门催得急，他们也可能拖延。

  城司或水务集团则作为项目业主，一方面负责筹资和建设运营，另一方面也受自身资产负债状况约束。很多大城市的水务集团在上一轮建设潮中已经背负不小债务，如今再来一波提标改造，融资压力很大。如果采用 PPP 模式引资，意味着未来数十年也要政府付费或保底，地方财政实际上并未减负，只是后延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不少城市出现退出 PPP、收回特许经营权的案例：大家发现，与其背着长达二三十年的高昂服务费，不如一次性花钱把项目收购或改造，自营反而便宜长远来看。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止损”和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控制。因此在博弈中，财政和水务资产方的诉求很明确：“提标可以干，但必须可负担，不能把我们拖垮。”他们会尽量追求投入产出比，在谈判中想方设法压低造价、争取补贴、调整实施节奏。比如有些地方将原本一揽子的提标计划拆分成两期，先做重点部分，剩下的缓几年看情况；又或者和运营方商定，如果提标后成本增加太多，可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机制等。

  可以说，财政和资产方在这场拉锯中扮演“刹车”的角色，防止列车因为环保目标过猛而出轨。从长远看，他们也推动着行业思考更经济高效的提标路径，比如政府和企业都欢迎“减排与减支协同”的创新技术既能达到环保目的，又不至于掏空腰包的方案，才有希望广泛铺开。

  无论政策和投资如何博弈，最终把污水厂跑出来的人，是那些在一线开机泵、投药剂、盯指标的运营团队。运营方（包括水务企业和第三方运维服务商）在提标问题上的立场很现实：标准提高了，今后天天守着的是我们，如果出水不达标，罚款、通报、甚至刑责都可能砸向我们头上。

  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稳定达标”以及“要承担多大新增风险”。对于运营者来说，如果提标方案过于冒进，导致运行很不稳定，那无异于把他们架在火上烤。所以运营方在项目决策阶段一般倾向于“稳妥派”：宁可工艺保守一点、冗余多一点，也要确保以后万无一失。

  比如一些设计单位说服业主上更先进的组合工艺，运营团队可能因为维护困难而反对，主张用熟悉的手段。再比如在改造施工时，运营方要求尽可能保留原有系统的并行运行能力，以便新工艺出问题还能切换。这些诉求有时与追求最低投资的思路矛盾，需要在博弈中平衡。

  运营方还有另一个考量是自身的人员和技术储备。如果新的提标工艺超出了现有团队的知识范围，他们要么得追加培训投入，要么聘请更多专业人员，都会提高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所以一些运营企业在面对高难度提标项目时会选择外包或引入合作，比如请专业第三方公司负责深度处理段的运行，一旦出问题也能追责到技术提供方。这反映了运营方希望分摊风险的心态，不愿独自背锅。

  如果体制允许，他们还希望政府部门在前几年给予考核宽限毕竟新系统磨合需要时间，不可能上来就零失误。如果环境监管能在初期适当指导而非一超标就罚，也能减轻一线压力。

  然而现实中往往环保考核说变严就变严，运营者只能咬紧牙关。一位污水厂厂长的感慨代表了这一群体的声音：“标准提高了不等于企业就赚钱了，但每天守标准的压力都在我们这里。”他们期待在博弈格局中，自己的难处能被理解：比如在服务费定价、绩效考核中，把进水浓度、水温等因素考虑进去，不然遇到不利条件纯靠运营方兜底是不公平的。

  多方角色的博弈结构大致如此：环保部门代表公共利益强推提标；财政和资产方考虑经济账放缓节奏；运营者要求稳健可行以降低风险。设计院、EPC 承包商和设备供应商则穿插其中，为各方提供方案和游说。设计院往往和环保部门关系密切，技术上追求先进完美，但也得听业主和运营方的实际要求，最终拿出的方案往往是几轮博弈妥协的产物。

  EPC 和设备厂商希望卖出更多高端装备和系统，但现在业主精明了，单纯靠包装概念忽悠已走不通，他们也得证明方案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才能被接受。所以他们的博弈策略是尽量推行自己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降低成本同时突出卖点。

  比如一些大型设备公司推出提标改造一体化模块，据称省空间省能耗，目标直指业主“降本”痛点。这其实是参与者在新的平衡中寻找价值空间的体现：水务市场整体趋向“降本大背景”，供应商只有顺应这个趋势，才能提高议价权。那些靠卖贵价洋设备、单纯拼概念的厂商，恐怕会逐渐被边缘化；而能提供整厂优化、智慧运维服务，帮助业主省钱的企业，将更受青睐。

  概括来说，宏观上，政策标准与财政现实形成拉扯；微观上，技术追求与运营承受力不断校准。各方最终找到的平衡点，决定了项目的走向。平衡好了，提标既改善了环境，又在可承受范围内运行；平衡不好，就会出现要么出水达标了但财政吃不消，要么省了钱却没真正改善水质的尴尬局面。

  回望近几年，有的项目技术先进却亏损累累两年后后悔不迭，有的项目一开始精打细算结果水质提升甚微。这些教训提醒我们：提标成功与否，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多目标博弈下的系统性结果。

  2025 年的这一轮提标，正在把行业推向一个更加成熟理性的博弈均衡：既要蓝天碧水，也要账上不见红，更要运营者睡得着觉。这很难，但别无他法，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前行。

  宏观讲完，我们再聚焦几个具体案例，以管中窥豹地看看不同城市在提标改造中走出的路径。这里选择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一个是高标准提标的成功样本，一个是提标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反思案例，还有一个是分阶段推进、谨慎观望的策略样本。通过对比它们的背景、决策和结果，也许能给同行一些借鉴。

  广州花都区的白坭河曾是有名的黑臭河涌，支流水质一度劣Ⅴ类。为扭转局面，花都区在近年实施了一揽子综合治理，其中关键一环就是提升流域内3 座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标准，从原一级 A 提高到地表水Ⅳ类。这意味着总氮、总磷等指标要大幅下降。项目投资不菲，但获得了市里的专项资金支持，被视为守护下游流溪河水质的必需投入。

  技术路线方面，每座厂都增加了深度脱氮除磷单元：改良 AAO 结合反硝化滤池和化学除磷，外加高效沉淀和紫外消毒，以保证出水 TN 稳定在 5mg/L 左右、TP 在 0.3mg/L 以下。运营上，这几个厂由广州市水务系统统一管理，人才和设备得到集中调配。同时引入了一套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各环节参数。

  从成效来看，2024 年白坭河总体水质已提升至Ⅲ类，河段彻底摆脱了黑臭状态。花都区的经验被评为广州“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证明高标准提标在流域治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然，成功背后也有前提条件：首先这里财力相对有保障，加上拿到了上级补贴，缓解了运行费用压力；其次是综合治理同步推进截污管网完善、沿河污染源清理到位，使得污水厂提标的效益没有被其他污染掩盖；第三，统一运营管理使高难度运行有专家团队支撑，不至于因为某一厂人员不足而掉链子。

  总的来说，花都的案例显示“在该投钱的地方舍得投入，提标确实可以带来显著水环境改善”。对于那些环境敏感区的大型污水厂，花都是一个相对正面的典型：只要综合施策，钱花得值，也能真正见到水清岸绿的回报。

  与花都相距不远的东莞市，则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前面提到，东莞在 2017-2020 年大干快上，一口气为 35 座存量污水厂实施提标升级，把出水从一级 B 提到一级 A。总投资近 27 亿元，新增运行费每年 4.5 亿。从投入规模看不可谓不大，但到 2021 年东莞市环保部门在答复政协提案时坦陈：不少提标工程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

  问题出在几点：一是环境效益不明显因为很多厂原本一些指标已接近一级 A，提标前后出水水质改善有限，但按标准差值算出的污染物削减量显得很大，实际远没那么多。二是工艺设计有缺陷没有充分考虑各厂具体短板，套用了理论上可行的深度处理组合，结果出现“功能重叠、效果差”，需要大量投药却提升有限。三是提标单元和主体工艺衔接不良有的深度处理能力跟不上主工艺峰值流量，导致高峰时溢流；有的用了膜处理，但主工艺出来一点杂质就让膜系统无法稳定运行；还有提标单元和主体运营主体不同，管理上脱节。

  这些问题使得部分提标设施陷入“鸡肋”境地：开吧，成本高、作用小；关吧，又觉得可惜。而东莞整个水环境改善并未达到预期的飞跃，部分河涌水质提升缓慢。有些业内人士私下评价：“东莞提标，有点花钱买教训的味道。”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东莞并没有讳疾忌医，而是迅速组织整改优化。他们评估了各厂提标段的实际减排效果，决定对“鸡肋”项目该关的关、该停的停。同时将提标单元交由原厂统一运行管理，作为必要时启用的保障，而不是时时独立运行增加负担。通过这些调整，尽量减少无效投入的浪费。

  这一案例给行业的启示是：提标不是简单堆设备，一定要量身定制、注重实效，否则容易走过场。东莞的反思也推动了更理性的提标观。如今在设计方案论证中，越来越强调“有没有必要提这么高”、“提了能不能长久发挥作用”。东莞的经历敲响警钟：标准提高了不等于水质就立竿见影，要避免提标后“环境账”“经济账”两头落空。

  最后来看一个中部省会城市的策略。该市有 10 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原先大部分达到一级 A 标准，但省里曾考虑要求其主城区出水进一步对标地表Ⅳ类。

  面对这一要求，该市并没有立刻全面开工提标，而是采取了“试点先行、梯次推进”的做法：首先选取其中 1 座对环境影响最大的 30 万吨/日污水厂作为试点，投入深度脱氮除磷改造；另外 2 座 20 万吨级的厂做部分升级（比如增加碳源投加和滤池），其余暂时仅加强运行管理维持现有达标。

  通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发现试点厂虽然能把总氮降到 8mg/L 左右，但运行成本明显上升，每年多花近 2000 万，而且冬季低温时总氮仍偶有超标风险，需要精细调控。根据这个结果，该市政府在 2024 年召开论证会，决定暂缓全市统一提标到更高标准，而是先巩固一级 A 达标率，优化管网和源头控制，再视水环境改善情况逐步提高要求。

  这种谨慎态度与前几年动辄“式提标”形成鲜明对比。该市环保局在报告中也引用了国家关于因地制宜制定标准的精神，强调经济社会条件允许时再逐步提升，以防跑得太快摔跤。这座城市的做法代表了一部分财政和环境压力适中的地区：既不做排头兵冒进，也不拖后腿不作为，而是密切观望政策和技术进展，选择恰当时机分阶段实施。

  这其实也有合理性毕竟技术每隔几年就成熟一些，成本也可能下降，等条件成熟再提更高标准，未尝不是务实之策。当然，这种观望也有风险：如果上级硬性下达了提标期限，那就没有退路了。不过目前看，国家层面对提标升级的态度正变得更实事求是，各地可以有一定自主权。

  因此像这样稳中求进的案例，未来可能在中西部城市中较为普遍。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提标更像一场“持久战”而非“闪电战”，一步到位不现实，分步为营才踏实。

  以上三个案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提标改造的路径选择：从激进投入且成效显著，到一哄而上效果平平，再到谨慎推进等待时机。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权衡，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对错。但归根结底，环境改善、经济可行、运行可持续这三项指标，构成了评价提标成败的硬标准。

  成功如花都，是三方面都兼顾了；教训如东莞，环境和经济效益均未达预期，需要回炉调整；而案例三中的那座城市则是在摸索中寻求三者的平衡。相信随着更多项目实施和更多经验累积，各地会不断修正自己的策略，趋向既能有效改善水质，又不至于给自身“挖坑”的提标路径。

  经过上述分析和案例剖析，相信大家能从自己的角度产生共鸣。下面我们尝试对提标改造中的各主要参与方，分别提出一些策略建议，供业内同行参考。

  对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者：提标节奏的把握要量力而行。既要有改善水环境的紧迫感，也要避免不顾财力搞“一刀切”式跃进。建议制定分级分类的提标路线图：对水质敏感区域和大流量污水厂从严从快推进，对一般区域和小厂可适当放宽时限。

  财政安排上，要提前规划好运营补贴的渠道，不能只管建不管养。可以探索把提标绩效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多提、效果差的少拿，从机制上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在考核机制上应更科学：突出出水达标率和削减总量，而非单纯追求标准级别。对于确因条件所限暂未提标的地方，也应考核其管网收集率、黑臭消除等基础工作，防止为了躲考核反而忽视基础治理。

  避免“一刀切工艺”：管理部门在技术导向上应保持中立开放，不宜强推某种特定提标工艺，让市场和专业机构根据实际选择最优方案。最后，要对可能的负面效应有预判，比如提醒各地注意提标后的碳排放、污泥增加等问题，把减污降碳协同考虑进去，杜绝“顾此失彼”。

  对水务集团/运营企业：提标项目中你们既是建设者更是未来运营者，一定要平衡“安全达标、成本可控、人员可堪”三角形。

  首先，在项目方案确定阶段就深度介入，把运营需求说清楚：哪些工艺长期维护难度大、哪些设计缺少冗余风险高，都要据理力争。比如要求设计方考虑高峰流量溢流控制、预留应急旁路、配套必要的检测维护设备等，别等建成后才发现不便用。

  其次，提前测算运营成本并与政府签订合理的费用调整机制。如果因提标导致吨水成本增加，应明确由财政补贴还是水价调整，确保企业有合理利润持续运维。千万别揽了高标准任务却不谈条件，最后自己亏本苦撑。第三，抓好人员能力建设。提标后的厂需要更高技能水平，运营企业要舍得投入培训，甚至重新配置团队。一线员工的积极性也很重要，可以考虑在内部实行达标运行的奖惩激励，让大家有动力共同攻坚。对于实在难以自行管理的新技术部分，不妨采用第三方专业运维服务，哪怕付服务费，也比日后频频出问题强。

  最后，在整个提标项目中，运营企业要守住底线：出水安全达标的底线绝不能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有时候要敢于对不切实际的要求说“不”，以专业判断来影响决策。毕竟，出了乱子，环保罚单是你来收。只有你们牢牢抓住运行环节，把好最后一道关，提标工程才能真正发挥成效。

  对设计院/EPC 总包：提标改造正是展现专业价值的时候，切忌“只顾 PPT，不顾地气”。在方案设计时，一定要站在运营角度多想一步：所选工艺五年十年后运行如何？有没有足够简单可靠？建议建立与运营方的协同设计机制，邀请有经验的厂长、一线技术员参与方案评审，听取他们的意见，将运营可行性作为重要指标纳入。

  例如，多考虑“少维护的结构”“防堵防腐措施”等细节，而不仅仅追求出水指标漂亮。对于新工艺新设备，要有中长期跟踪服务的承诺，帮助业主渡过磨合期。切勿为了中标故意夸大效果、低估运维难度，那是给自己和业主都挖坑。EPC 在实施中也要灵活应变，允许根据调试情况优化调整，而不是教条按图施工。很多时候，小改动能极大提升运行稳定性，要善于倾听一线反馈随时优化。

  与业主一起把“PPT 工艺”变成“跑十年的工艺”，这是提标项目成败的关键。另外，要为未来预留智慧化接口：在设计阶段就考虑传感器布点、自动控制逻辑和数据采集需求，便于日后接入智慧水务系统，不至于提标后再搞智能化时发现硬件跟不上。作为技术集成方，设计/EPC 需要转变思路，从交钥匙工程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只有厂跑好了，口碑才能建立。

  对设备和药剂供应商：在提标大潮中，你们有很多新机会，但首先要认清大趋势：客户现在最需要的是“降本+提效”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单纯高端昂贵的新奇设备。

  未来几年需求高地比较确定的包括：节能型曝气鼓风机、精确加药及在线监测系统、高效低耗的过滤消毒设备、稳定廉价的碳源产品、以及污泥减量资源化技术等。你们应将研发和推广重点放在这些领域，以满足污水厂提标后的痛点需求。

  例如，传统碳源药剂成本高，可以开发副产醇类、醋酸盐类更经济的替代品；又如滤池反冲洗耗水大，可以探索滤料改进减少频次等。方案化、服务化是提升存在感和议价权的有效途径。不要只卖设备，而要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一家厂提标的深度处理单元全套由你成套供货、包安装调试和运维指导，甚至输出运营数据分析服务，帮业主优化运行。这种捆绑服务能让你在价格上更有优势，也建立起与客户的长期关系。

  在当前降本压力下，单纯拼硬件价格很难保证利润，通过服务增值才能提升议价空间。此外，多与设计院和业主技术团队互动，早期介入项目，证明你的技术价值。比如参与试点项目、示范工程，以数据说话让大家认可。这比后期单纯招投标时提供参数有效得多。

  设备商需要避免夸大不实：业内圈子不大，一旦某新设备标称性能远高于实际，很快就传开导致市场信任崩塌。相反，如果哪个厂家产品帮助污水厂实打实降低了能耗、稳定了出水，大家也会口口相传。目前很多提标项目设备招标趋向国产化和性价比导向，这是国内供应商的好机会，要抓住。同时也要警惕恶性压价竞争导致质量上的问题，毁了整个行业声誉。

  总之，供应商需要从“卖产品”升级为“处理问题”，在提标浪潮中寻找自我的价值锚点。

  放眼未来 3～5 年，中国城市污水厂提标改造的浪潮仍将继续，但各地的节奏和重心会出现分化。

  那些尚未“补课”到位的中小城市，将逐步完成一级 A 达标改造，把主要功夫放在提高收集率和稳定运行上；已完成高标准升级的发达地区，则会率先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进一步通过数字化和管理优化挖潜降耗，让高标准出水成为新常态。

  与此同时，一批在提标实战中积累了经验和技术优势的专精型企业将顺势而出。无论是大型水务集团，还是专业环境工程公司、装备厂商，凡是在这轮提标中练就本领、建立口碑者，未来都将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反之，那些跟不上新要求、守着旧模式不思变通的企业，可能会被市场边缘化。提标改造，表面上是水质的一场升级，实际也是整个行业优胜劣汰的一次加速。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2025 年的提标改造，是补课，还是找平衡？

  现在看来，它既是对过去欠账的补课，也是对未来之路的摸索和平衡。它逼着我们重新审视环境治理的方式，逼着我们在工程技术和管理经济之间找新的均衡点。